历史上五代刻经与雕版印刷关系

                        中国雕版印刷经历了从宗教向世俗、从下层向上层的社会传播过程。

     在历史禅定这一过程中的某些节点，如五代国子监刻经值得特别重视。这些节点让这门技术在工艺水准与社会认同方面得到关键性提升。叶昌炽认为毋昭裔就是站在这些节点的关键人物。在他看来，毋昭裔堪称第一位大规模主持刻印书籍，尤其是经典书籍的人物，但更多学者则将其视为五代版刻大潮的参与者之一。如叶德辉认为毋昭裔刻书受到五代官方刻经的直接影响，是顺潮流而为之，并非引领潮流者。关于五代国子监刻经与毋昭裔刻经的先后主从关系，叶昌炽与叶德辉观点截然有别。结合传世文献，他们的观点都未必准确。此外，即使毋昭裔未必如叶昌炽说的那般重要，但对他的考察有助于人们理解雕版印刷的发展过程，更恰切地认识五代刻经与雕版印刷的关系。

    由于蜀中文学复盛。”毋昭裔以其私财营建废绝已久的学馆，且向蜀主孟昶请求雕版印制儒家九经，得到了孟昶的同意。毋昭裔营建学校、刻印经书对于蜀地文化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是重要的文化举措。稍晚于司马光的孔平仲在《珩璜新论》中说：“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版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与《资治通鉴》文字几乎全同，只是更为简略。不过历代学者似乎都未曾目睹过这个最早的毋昭裔刻本，所有关于儒家经书版本源流的考证在源头上都指向五代国子监刊刻的九经。除此之外，同时有早期文献并不支持毋昭裔刻经这一历史记载。北宋陶岳在年代上早于司马光数十年，其《五代史补》记载：“毋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毋丘俭”（名实为“毌丘俭”）乃三国曹魏大将，当为“毋昭裔”之误。这段话今本《五代史补》中已佚，转引自南宋王明清《挥麈录》。

   其重要性在于记述了毋昭裔刻书的具体动机——他因借书时朋友面露难色而受到了刺激，所以发愿以后刻书，使读书人易得之。毋氏所借的《文选》自然应是写本，朋友犯难也在于写本之珍贵，故毋氏发愤刊刻《文选》的首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扩大流通范围。

   自古以来，官方刻立石经是为了确定经书的标准文本，并由此彰扬新朝的文化正统地位。后蜀虽是地方政权，但此举的政治意味显而易见。并且相较于此前的石经，蜀石经的一大特点是不仅刻有经文，而且刻有注文，这在石经的传统中是空前的，其工程量之大亦是空前的。蜀石经为欧体正字，雕刻精良，文本不仅依据开成石经做过仔细校订，书写者也都是当世名家。而与石经相比，版刻的地位大为逊色。毋昭裔版刻的《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虽非民间日用之书，但属于科举应试的常备书籍，仍具有实用特点。应当说，相较于此前的佛经日历字书等，毋氏刻书在文化层次上确实有了提升，不过刻书毕竟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进行确定经书文本这样重大的文化事业，石刻的尊崇地位仍是无可取代的。

  对于历代五代的中原朝廷而言，刻经也是一种不得已之举，是财政窘迫下的被迫选择。然而因为是官方举措，不同于毋昭裔私人刻书，国子监刻经采取的是一种接近于石经的严谨制作方式。其正文以开成石经为据，并令国子监儒生各校所业之本经抄校，加入注文，成经注本。随后命官员详细校勘，并派善写楷书之人誊正，最后雇用专业刻工上版。宿白认为，“这是雕印书籍把书写和雕版这两个工序的人员明确分开的最早记录，而前此雕印实物字迹不甚规整，大约可以说明当时写、雕同出一人之手”。

以雕版印刷复制重要典籍成为正式之举，而不再是一种低端廉价的权宜之计了。我们通过考察相关记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五代国子监刻经的历史意义，正是借助这一“无奈之举”的特定历史契机，雕版印刷在社会上层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开启了中国书籍传播新的历史。在通行的印刷史叙述中，技术优势是雕版印刷成功的关键——它更高效、便宜与准确，其取代手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然而并非所有技术优势都会自然地获得累积进步的机会，偶然的时代契机往往是不可忽视的历史要素。

 目前对于中国雕版印刷的发展而言，历代五代国子监刻经正是这样一个不无偶然却又极为重要的历史契机，可对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史有更为接近历史实际的认识和把握。